兴起于2016年“价值医疗”被卫生经济学家们称为“最高性价比的医疗”，是指如何在一定成本下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其具体的实践方式，就是以患者需求为中心，倡导从传统医疗服务向“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服务（PCIC）”转型，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利益的平衡。

然而，实现从传统医疗服务向“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服务（PCIC）”转型，还需有多项配套制度和观点的转变。

12月2日，在第十二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上海长海医院院长钟海忠、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黄东胜、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雒明池、苏州市卫生计生委主任谭伟良、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镇江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邵教、中日医院国际部CEO张知新，从不同角度谈论了他们所理解的“价值医疗与患者再定义”。

上海长海医院院长钟海忠通过医院“病种绩效管理”来诠释价值医疗。该院以病种管理为载体，逐步实现由看了多少病转变为看什么病，由开了多少刀到开了什么刀，由看得多开得多到看得好开得好，由患者家属说你好到国际国内同行说你好。

据钟海忠介绍，医院通过凝练特色、锻造拳头、固强扶弱等举措，在学科特色提升、临床研究深化、高端人才培养、内涵质量强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彰显了三级甲等医院功能，推动了服务水平的提升，从而使医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达到了更高水准。

谭伟良分析，当下，我国医疗已逐渐以治病为中心，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患者往往关注三个问题，“我是否健康”“我是否要紧”和“我该怎么办”。百姓需要的服务体系，应健康评估+早期识别+健康管理+规范诊疗/健康服务体/PCIC。

他认为，政府需改善医保，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转变服务模式。而急病救治、慢病防治、无病要防的区域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将成为未来趋势。在苏州，以民需为导向实施健康苏州“531”系列行动计划，探索建立“无病要防、急病更急、慢病更准”的健康服务有效供给新格局。

镇江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邵教分析，当下，医保结算不科学，老龄化、慢病及危险因素，服务体系的碎片化，不当的激励机制，基层服务能力有限，卫生费用激增而健康收益不同步，医学人文的缺失，不合理使用药物以及科学评价与考核机制的缺乏，均影响着医疗的价值体现。

在镇江构建了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服务模式（PCIC），明确各级各类机构的作用，纵向技术下沉式帮扶和能力建设。“这一模式立足于患者的需求，立足于全生命周期，立足于大健康，在一个系统中统一调配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全程、连续、协调的服务。这种服务既包括预防、治疗，又包括康复、医养结合，还包括临终关怀服务等。”邵教称，与此同时，实现了医院角色转变、患者参与决策、医务人员理念转变，医护患一体化。

在中日医院，以特需医疗服务诠释价值医疗。据中日医院国际部CEO张知新介绍，市场需求、财政压力和医生绩效以及传统高端医疗市场被不断蚕食等，均呼唤特需医疗的发展。

作为试点，中日医院积极探索改革，以突破瓶颈、优化管理、转变观念、利润反哺、提升服务等做优特需医疗服务。同时，她指出，公立医院特需医疗改革既面临来自国家政策的边界设定不确定性，又面临来自公立医院自身机制体制问题的挑战。

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黄东胜称，价值医疗有4个利益相关方(4P)，即支付方（Payer）、医护人员（Physician）、医疗服务提供方（Provider）、病人（Patient）；需考虑一个中心、三个要素，即以患者为中心，满足成本控制、治疗效果、患者需求三个要素。

同时，价值医疗存在四个关键推动因素，即创新的医疗技术和平台，对健康结果和成本数据进行分析和基准制定、对整个医疗服务环节进行创新、推行以价值为基础的支付方式。

黄东胜认为，应根据患者病情和经济水平，综合费用成本、时间成本、医疗供给等，在特定的时机，给予最合适的诊疗。“合适的医疗才是最好的医疗。”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价值医疗的“价值观”是改善服务质量和个人体验；提升健康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节约费用；加强公立医院与相关服务体系的关联整合；促进卫生系统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而实施价值医疗存在4个关键因素：信息化、标杆研究分析、支付、组织。具体而言，

其一，任何基于价值的卫生系统最关键的推动者之一是常规的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其二，识别最佳实践及诊疗路径、开展RCT研究及真实世界研究、建立决策支持工具。

其三，改变并调整激励机制，转变以按项目付费为主转向按人头，病种，绩效等。

其四，重构医疗服务结构。转变专科型的分散服务结构为整合性的服务。

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医患关系紧张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据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雒明池介绍，在该院，构建了以政府、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患者和全媒体为主要因素的“五位一体”新型医患沟通模型。其中，政府为主导因素；医疗机构为医患关系发生的主要平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医务人员和患者则是医患沟通的直接主体因素；全媒体是融入医患沟通的新兴主要因素。